“时空错位”的赠与行为难成立赠与合同

　　2021年，张某甲的父亲去世。在整理父亲遗物时，张某甲在泛黄的日记本中发现早在2011年父亲就草拟了一份《赠与声明》，有意将其名下的两居室房屋赠与张某甲。看着父亲的笔迹，张某甲思量着如何与兄嫂商议将房屋过户到自己名下。

　　张某乙是张某甲的同胞哥哥，常年在外地工作，二人又自幼丧母，因此照顾父亲的责任大半落在作为女儿的张某甲身上。2013年的一天，姑嫂二人都来看望父亲，父亲说起名下的房产时表示想把这套两居室赠与张某甲，另一套一居室赠与张某乙，如果家庭成员都同意，就签订家庭协议，如果不同意上述方案，就留待父亲订立遗嘱，去世后按照遗嘱执行。父亲要求张某乙的配偶一定征求张某乙的意见，以免家庭内部起争议。2020年，父亲趁儿子回京探亲，便约儿女共同处理两套房产的过户事宜，但偏偏在去往公证处的路上，父亲突发疾病一病不起。2021年年初，父亲与世长辞，并未留下任何遗嘱。

　　张某甲无意中找到的《赠与声明》让她有了和兄嫂分割房产的想法。但此时兄嫂却不再配合，张某乙认为父亲留下的《赠与声明》并非赠与合同，妹妹不能因此获得两居室房屋，双方应将父亲的遗产按照法定继承处理。由此，兄妹之间引发了诉讼。

　　东城法院经审理认为：通过在案证据分析，张某甲父亲生前确有将两居室房屋赠与张某甲的意图，但该意图是否能在法律上成立赠与合同，是本案的审理焦点。

　　首先，本案的《赠与声明》载于张某甲父亲2011年的日记中，张某乙本就对日记真实性存疑，即使日记内容为真，张某甲于父亲去世后才获得《赠与声明》，但此时父亲已去世，不具备订立赠与合同的主体资格，因此《赠与声明》并未成立赠与合同。其次，2013年，父亲也曾向儿女表达家庭财产分配内容，计划以赠与的形式实现，但张某甲此时所获知的父亲意愿并非《赠与声明》内容，而是父亲对名下财产的安排，因此也不能以此认定2013年父亲与张某甲就两居室房产赠与事宜达成赠与合意。最后，2013年父亲在提及财产分配时，明确表达分配方案要征得张某乙的同意，如果家庭成员都同意，则进一步履行法律程序，否则父亲将立遗嘱分配家庭财产。可见此时父亲赠与张某甲两居室房屋的意见并不明确，也未将赠与合同成立的决定权交予张某甲，该意愿不符合法定赠与要约形式。此后虽然父亲曾携儿女准备履行法律程序，但终究因身体原因未完成赠与行为，赠与意思止步于“意图”阶段。

　　综上，一审、二审法院均认定父亲与张某甲之间的赠与合同未成立，判决驳回张某甲要求办理房产过户的诉讼请求。

　　法官说法：

　　《民法典》第六百五十七条明确规定，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，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。即赠与合同系双方法律行为的一种，双方当事人需意思表示达成一致，一方当事人提出要约，对方表示承诺，赠与合同才能成立。应当关注的是：首先，赠与合同主体需具备订立赠与合同的能力，即具备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；其次，赠与合同需赠与意思表示达成一致；最后，赠与要约必须内容明确，且仅受受赠人承诺的拘束。

　　“中国式”的父母一方面重视财富的传承，却大多又考虑和睦的家庭氛围从而不善于明确传承的方式。日常生活中，父母对子女含蓄的表达赠与意愿，甚至像本案中父母去世后才获知赠与意愿的情况偶有发生。如果受赠人还有其他兄弟姐妹，那么这份“时空错位的赠与”恐怕难以得到实现。法院通过这样一则案例告诉您，如此含蓄的表达方式也许并不可取。